《我的精神自传》经典语录

当你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，刹那间你会自己产生一种迷惑：我到底有必要这样做吗？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寻求外在精神资源的支持，以唤起内心的光明来抵御。我的办法就是读书，研究，压力越大，越要拼命读书写作。

我们都成了不谙世故的孩子，成了‘做戏的虚无党’们台上供人玩笑的戏子！在我们把他们看得需要开化的观众的时候，他们却将我们置于疯子队列的前沿。

这不仅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*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，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：在社会分工中，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*思考，甘心做驯服工具，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、大悲剧，也是历史的大嘲讽。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，安之若素，甚至沾沾自喜。在本书写作过程中，当我重读到鲁迅的这段话：‘……从奴隶生活中寻出‘美’来，赞叹，抚摩，陶醉，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’。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‘陶醉’于自己的驯服中，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，我无地自容！

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，我就提出过这样的质疑：难道北大百年只有光荣，没有耻辱吗？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叙述者，他常常有意突出前者而抹煞后者，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，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职。

所以当我作为一个学者重新面对这段历史时，我首先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？我苦苦探索*这一段分离的历史是怎么造成的，它留下什么教训，我常常为“它会不会重演”这样的问题所缠绕，惊恐不安。这是我的研究的一个强大的内在动力，是我还不清的债。

鲁迅在考察本世纪*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命运时，发现他们非但没有走出封建*的奴隶困境，而且陷入了‘三重奴隶’的更大困境：既是‘官（自然又有了新名目）的帮忙、帮闲’，又是‘商的帮忙与帮闲’，还是‘大众（以及各种‘大众代言人’）的帮忙与帮闲’。而且鲁迅的这一惊心动魄的发现，又一次超前了。

学院里的正宗理论家怎样看待我的作品，远不是我所关心的，但是如果引不起人们心灵的对话，这却是我所害怕的。就是说我的书是否得到理论家重视，在我看来不重要；即使成了废纸，得不到感应，我也并不遗憾。因为我没有阉割自己，而是抒写了自己的思考，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，一种基于生命的精神享受，这才是我的最高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