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贲经典语录

读于复旦大学，马萨诸塞大学文学博士，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，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。

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结构或粉碎的。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，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

只有在人们确信这些基本价值，并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，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，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，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。

现代公共社会中，责任和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。责任不是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风险和服从，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（*、尊严、自由、平等）为条件和基础。

人有三种死法：第一种是自杀，第二种是战争，第三种是顺应。如果说自杀是逃避，那么战争便是对抗，而顺应则是不死不活地活着。

更重要的是，1933 年纳粹刚刚上台，法西斯主义和*主义都是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，它们都被宣传成为人类世界的世俗福音，在当时也都有相当的说服力。那时候的人们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还几乎没有认识。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的不讲逻辑， 与后来被极权主义洗脑的那种不讲逻辑，根本不是一回事情。吕先生要用30年代的有效思维*方，来治疗80年代“*”以后*无效思维的毛病，他难道真的不知道，这可能不是他要寻找的有效治疗吗？1988年年底，他在翻译了三分之二的《有效思维》后， 停顿下来，离他1944 年得病还有将近6 年的时间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终于没有完成那后面的三分之一呢？

人文教育是文化的教育，人文教育的产品是有文化的人。人文教育让人变得更有自由意识、更能*思想、更理*、更宽容、更有修养。这是一种做人的成就，它本身就是价值的实现，是一个自我完足的目的，而不是达到其他功利目的的手段。

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，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、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，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。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。同时，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。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、有意识地这么做，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、判断、说理能力，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*、开放、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*秩序。这种话语对于人们*、社会的实际影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。

人们需要说理，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，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；一般来说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*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；更为重要的是，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， 这种能力就是“理*”。

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弥补家庭道德教育的不足。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接受不同的家庭道德影响，因此个人品格会有相当的差别。例如，有的比较诚实、宽容、尊重别人，有的爱说谎、霸道、歧视和欺凌别的孩子。学校必须有好的道德文化环境，学生的教育才能托付给学校。如果学校本身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地方，教师受贿自肥、学生讨好老师、缺乏公正的规则、充斥虚伪和谎言，那么学生的教育便不能托付给学校。

公民教育是人文教育在*社会的扩充，它们的核心价值都是自由、平等和尊严。公民教育关乎*、关乎道德、关乎责任、关乎法治、关乎爱国。公民教育还关乎教育自身的作用，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某个权力意志而去灌输正确思想？是为市场造就劳动力？还是为了培养更智慧、更道德的公民？如果是后者，那么公民教育的目的与** 的目的便是一致的。人文和公民教育的严重缺失使得教育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，不改变这种情况，受教育的意义便只能维系在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的功利考量之上了。

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理*思考和批判*思维的能力。这是一种关乎理*探索、求*、理解和判断能力的教育，贯穿于学生教育过程的始终，从小学高年级、中学到大学，在阅读、写作、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个学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。批判*思维不仅要求学生对别人观念背后的“认知原则”和“道德原则”有所察觉和辨识，而且要求他们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诸己（self-reflective）的自觉意识和意志力，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、有决心地克服自己的认知偏见和心理障碍，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冲动——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的要求更难做到。互联网时代的许多认知和心理缺陷皆与批判*思维的缺失有关。

说理与*生活的关系对于美国学生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，自然而然就应该如此。这是因为，用教育理论家古德拉德（Goodlad）的话来说，他们是“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，降生到美国*共和制度中来的”。这对这些学生学习公共说理是有利的，也是不利的。有利的是，用不着向他们强调*环境对公共说理多么必要（第十五、十六讲），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在那里了；不利的是，由于现成的*环境已经在那里，用不着他们自己去争取，他们对*的认识有时会幼稚得令人吃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