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晖经典语录

秦晖，生于1953年12月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1981年作为**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，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，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*经济史学会理事，*农民史研究会理事，*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、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、研究委员会委员，*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，《方法》、《开放时代》、《*学术》和《*社会科学季刊》等学术刊物的编委。

著名学者、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于2016年2月25日晚上七点二十左右在清华园内遭遇车祸。 

科斯问道：一个工人为什么宁愿受雇于企业，而不愿直接面向市场出售他的劳务或产品?因为企业这种组织比各个人直接面对市场能明显地降低交易成本。由此增加的好处即使扣除了企业的“剥削”，落到工人手里的也会比他单干所能挣得的更多。这个论*曾被一些人引伸为：*比*更能节约交易成本。但是，科斯为什么不问：奴隶制工场是否更能降低交易成本?工人为什么不愿当一个奴隶?不要以为这不是问题。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便曾*：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效率并不比北方的自由经济差。然而科斯当然不会这样提问题，因为他要比较的，是不同的交易方式之间的成本，而不是交易与抢（强制）之间的“成本”大小。

昔夷人侵凌华夏，设公园而以禁牌额其门曰：“华人与*不得入内”。国人大愤，皆奋然群起与之争。阿Q适经此，怪人群之汹汹也，恬然曰：“此园，吾儿所为也。我老子，固不屑入内。胡儿书此，是彰我之尊也，何争为?”人皆哂之，至有斥其为汉奸者。而Q不自知，嬉然自若。

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*主义所否定的东西(如“纯粹市场经济”)，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社会*主义所肯定的东西(如“过分强大的”工会)，则我们*现在都还没有。等到有了再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也还不迟。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所谓的“第三条道路”呢?也许是的，但这条道路既不在自由主义与社会*主义这两条道路“之外”，甚至也不在这两者“之间”，也许说是“第一、二条道路的重合”更准确。

科斯理论的特点是只谈“交易成本”而不谈交易权利，这决非因为交易权利问题不重要，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科斯所处的社会已经解决，已不是他们的问题。因此他的问题其实是有自明的前提的。科斯最著名的论*，如“企业的意义”与“牧人与农人”问题及由此导出的如今几成经典的所谓科斯定理，都有这样的背景。

由此看来，“西方视野里的*形象”的确费解：它似乎既不以时代分野(即不是“前启蒙时美化*、后启蒙时丑化*”)，也不以“左”、“右”划线(即未必“左派”美化*而“右派”丑化*)。我们有些人在猛批“资本主义”之余以为自己像是西方的新左派，殊不知人家“新左”的眼里我们跟苏哈托倒是差不多。我们有些人痛斥他们资本家收买传媒来“妖魔化*”，殊不知正是多亏那传媒还要买“资本”的账，那“*”情绪才有所收敛。

阿Q*成功，遂为未庄之主，怪赵太爷不许其姓赵也，杀之而据其府。又取《赵氏宗谱》，令假洋鬼子改之，以Q为长房嫡派，号为Q公，人称真赵太爷。遂扩府第，尽纳秀才娘子、吴妈、小尼于其中，立生祠而颂Q公真爷之恩德，未庄欣欣向荣焉。

新制度学派在美国面临的是与我们极不相同的问题。他们是在传统私有制与公民权利社会的基础上反对“国家干预”，而我们是在没有这一基础的条件下走出“国家统制”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这一基础。前者只是个效率问题，因此可以谈“交易成本”，而后者除效率外更是个公正问题，因此首先要确立交易权利。前者只涉及 “规则”，而后者尤其关系到“起点”。前者是规范的自由秩序中的问题，而后者则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问题。在科斯而言，“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”是一个捍卫自由的命题（在“农—牧问题”中，这一命题意味着无论原产权属农人还是牧人，国家都没有理由——无论道义理由还是效率理由来加以干涉)，而在我们这里，“初始权利无关论”却被扭曲为一个为抢劫辩护的命题

19世纪以后法国汉学复兴，但仍然继承耶稣会的传统。法国人关心的是*的文献典籍，专注于对*文化的知识*研究；而美、英人则对*社会表层方面的问题更感兴趣，当时的英文期刊大量登载关于*社会习俗、婚嫁丧葬、住宅服饰、吸鸦片裹小脚等方面的文章，而法国刊物对此无甚反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