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西方现代思想史》经典语录

“死亡愿望”的流行 因厌倦单调乏味、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文明，从而产生的追求刺激、冒险和浪漫经历的愿望 觉得战争可以为精神更新提供了机会，因为战争可以与过去决裂，可以迸发出无私的理想主义 因集体感的恢复和阶级冲突、人际冲突的弥合而欢欣鼓舞 把始料未及的大灾变看成对一个衰亡文明的可怕的审判，但同时也看成复兴的必要前奏。

莱布尼兹： 宇宙是由“单子”构成的。他们是微小的精神单位，每一个都映照出宇宙，但是他们不与自身之外任何事物发生互动。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“视点”；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位置，因而以不同的方式反映这个宇宙。 好惊人好有意思的观点。从来没有想过精神单位这么神奇的东西。有种一沙一世界的感觉呢。这不会是平行宇宙的前身吧。 他又说： 包含上帝的意愿在内，凡事必有其充足的存在的理由。

贝克莱 但我们说“这个桌子是褐*的”，细究起来，我们说的不对。褐*是一种颜*，而颜*只有具有感觉器官的人才能认识。因此这个颜*不是存在于桌子中，而是存在于我们心中。“无感觉的事物不可能产生任何感觉”。 如果确实是这样，那我的感觉又如何是褐*而不是黄*的，如何使一个桌子而不是椅子呢？ 休谟 ”理*“在生活中没有多大作用。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外，决不能冒称起到了其他作用。

如何在思想与行动、文学与实践两个领域之间建立“ 统一的联系”———现代西方文化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。这是小说家福斯特的《霍华德庄园》的主题, 也是两三个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主题。卡尔·马克思试图用“实践”来进行综合,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; 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*尼根守灵夜》中的夜晚世界和白昼世界领域确实有所不同: 一个是行动和事件的世界, 是战争与*、商业和工业的世界,另一个是精神、书本、观念和艺术的世界。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在比较*和西方的思想传统时说过:“这里有两个世界, 我们注定要同时生活在它们两个之中。

在他的主要著作中，尤其在他早期成名著作中，萨特似乎否认，人与他人能够形成良好关系。人类的处境无法忍受，因为我们想有客观的存在，以必然*为基础的客观的存在，然而我们注定是另外一种存在，既没有客观*也没有必然*的存在。当我们在其他人眼里成形的时候，他们把我们变成了客体，这既是对人的贬低，也不够真实；他们只能这样做，正如我们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，因为人们的意识只能对客体作出反应。人们既需要又憎恨这种客观化；它赋予了他们在社会中的角*，可是这是以丧失内在的完整作为代价的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注定去协调极不相同的和无法协调的存在方式。“人是一种无用的*”“一种他所不是和不是他的存在”

人们终于从哲学和宗教的玄乎落实到了现实的世界。理*。 洛克：多数人“几乎不运用理*，而是照别人的样子亦步亦趋”。还有些人则是用*取代理*。第三种人虽然力求理*，但是缺乏“所谓博大、健全与融通的意识”，结果就是以培根所说的假象崇拜者的方式误入歧途：被一个命题牵着走，或将一个理论无限演绎。 我认为这里的第三种人可能是最为麻烦与可怕的，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理*，而正是因为他们力求理*。

我听说, *古代皇帝总有两个历史学家跟随左右。左边的历史学家负责确保一切事情和行为有序得当, 右边的历史学家负责记录人们的思想。(在同一时代的欧洲, 奥古斯丁提出两种城市之别: 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。在人类历史上这二者既是分立的又是纠缠在一起的。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。) 这样我们必须设法在两者中生活, 尽管并不容易。这二者迥然不同, 有各自的内在结构、各自的历史和传统?6??6? 它们在历史上不断地相互作用, 在人类事务中互相影响, 互相碰撞, 互相纠缠, 令人迷惑。这就是“思想史”关注的对象。

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,它的 种种形态是由一种“隐蔽的机制”强加给人们的,就像语言迫使我们以某种 方式去思考一样。在文学批评领域,结构主义宣布,研究作品不必涉及作 者;作者在将词语连缀成文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,并不重要。从历史的 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,包括研究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,让位于某种形式分 析。

我们由此必须 假定,人的身体与人的心灵只有一种偶然的关系,没有其他关系。灵—肉 之间的关系迄今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